郑德坤教授于4月6日离开人间了。这不仅是我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师，同时这也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大损失。从1986年先生因病退休，初期在家休养练字，闲耍麻雀以锻练脑筋。九十年代以后先生显得沉默寡言。我们会晤间虽相对无言，然而先生慈祥和蔼的目光依旧。十多年来先生以其坚强的意志力与病魔作战，最后还是撒手离我们而去，能不令人怆恻? 4月1日我远赴四川成都考古考察，离港前探候先生。先生尚张眼回应我的呼唤。我抚摸先生的手足话别，内心只想着但愿人长久。不意这一别竟成永别。4月9日传来先生逝世的消息，其时我已转到杭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，一时想到今后人天永隔，连先生慈祥和蔼的目光亦无缘再会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 郑德坤教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，有少数几位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学者，拿起锄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。李济、梁思永、裴文中、夏鼐、吴金鼎、冯汉骥等先生，还有郑德坤教授，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，他们主宰着二十世纪中国考古的命运。 郑先生一生考古的行迹，按生活工作空间的变动，分为三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：1907-1950年 先生在燕京大学（1926-1931年）以至哈佛大学（1938-1941年）受教育，取得学士、硕士及博士学位，先后任教厦门大学（1934-1936年）及华西协合大学（1936-1946年）。先生在四川考古时日较长，所获丰富。近年我有数次机会前往厦大与川大讲学交流，得亲自接触郑先生于国内所遗下的雪泥鸿爪，每有体验感触，令人嗟叹。 1947年先生曾被邀赴英国伦敦、牛津，剑桥各大学讲学。1948至1950年在港暂居，与陈公哲和饶宗颐先生等有过从，是先生措意香港考古之始。 第二阶段：1951-1974年 1951年郑先生应聘前往剑桥大学任教，举家迁居英伦。先生在剑桥执教达23年之久，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，桃李满门。现今西方学术机构与博物馆执东亚考古美术牛耳的学者，不少都是当年先生的学生。 我对先生在剑桥的生活所知最贫乏。2001年2月间，我曾接待澳洲国立大学考古学家彼得活（PeterBellwood）教授。彼得活教授是现今东南亚考古学的翘楚。我意外知悉，彼得活氏亦出身于剑桥大学，曾受德坤师所启迪。先生早年学生MagdalenevonDewall、RoderickWhitefield、ChouJu-hsi，现均已届退休之年。然而先生于欧美所散播研究中国考古艺术的种籽，萌发繁衍，绿荫成林。 此外，先生在剑桥大学值年休的机会，曾于美国普林斯顿、马来亚大学等地讲学。1966年先生更涉足沙捞越，发掘Santobong等六处遗址，贡献东南亚考古工作。 第三阶段：1974-1986年 1974年李卓敏校长邀请刚从剑桥大学荣休的郑先生来中文大学讲学，原意是为了借重郑先生的力量去发扬中国传统文化。而郑教授来港主要希望编著中国考古学大系的第四卷《汉代中国》。来中大后1974至1979年的六年间，先生先任教于艺术系，后兼任文学院院长，最后出任副校长，且赶上中大进行改制，行政事务的繁重，可以想像。郑先生原来著书的心愿遂成泡影。然而在有意无意之间，郑先生却为香港地区考古学的发展，种下了树苗。 香港地区本地考古学的开拓，就是得力于郑先生在中大的劈划。本地众多高等学府中，迄今中文大学为惟一发展考古学学科的大学。这不能不说是郑教授来港后重要的业绩之一。 郑教授的著作等身，中英论著有一百五十册，数百篇学术研究论文，不胜枚举。纵观先生一生于中国考古学的功业 | 
